鲁迅与胡适: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两种气质和立

山东信息网解读2019-10-24 06:4146

鲁迅与胡适,代表了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两种气质和立场。他们在不同路径上对中国形成重要影响。


1917年夏,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独自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,下班之后除了逛书店,基本上足不出户,夜夜坐在灯下抄古碑。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里,他都是这么过来的。那时候,由陈独秀发起创办的《新青年》已经有一段日子了,外界的议论早已沸沸扬扬,但这个自绍兴来的中年人对此却并不关心。直到旧友钱玄同前来探望他,劝他写些文章。


同样是在1917年夏,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胡适结束留学生涯,启程回国。在此之前,由于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提倡“文学革命”,他已在国内“暴得大名”。那一年,胡适26岁,刚刚归国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。


正是从这个夏天开始,中国思想、文化界由于这两个人的出现,开始慢慢变得有所不同。


在日本留学时的鲁迅


两个浮出水面的人


钱玄同见到周树人问:“你抄这些有什么用”。
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周树人回答说。


“那么,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?”钱又问。
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周说。


“我想,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钱玄同说。


这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对话之一,也是“鲁迅”之所以诞生的由来。正是有了钱周两人相互的辩驳,周树人应允写一些文章。第二年,周树人用“鲁迅”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自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
从日本留学所见中国人之麻木,到辛亥革命波及绍兴后的种种亲身经历,再到进入官场后的所见所闻,鲁迅早已打消了对这个“新世界”的希望,从大欢喜到大幻灭,鲁迅对未来的悲观情绪,已经深深根植于骨髓。“这种悲观情绪让他对一切都有不信任感,不论是当下的政府,还是新文化的‘权威’,他远离这些,将自我放逐到社会的边缘。”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说。


相反,自美国回来的胡适却是踌躇满志,立志要做一番建设事业。有了北京大学这个大本营,有了《新青年》这个阵地,胡适得以着力推行他的新文学主张。


而鲁迅也正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汇入了这股洪流,成为白话文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参与者。


对此,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曾评价说,“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,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来的一个英雄。”


青年导师


胡适回国时,曾表示自己“二十年不入政界,二十年不谈政治”,也由此老老实实在大学里做了几年学问。但很快,胡适就陷入种种争论之中。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一些争论胡适无不参与其中。在这些争论当中,胡适系统的将自己深受英美传统所熏陶的思想体系暴露于世人面前。


一系列争论让胡适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,其所主张的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,用科学、民主、理性来取代旧有传统的思想逐步为众多青年所认知。胡适也由此赢得了“青年导师”的声誉。胡适要做的,就是要将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经验传播到中国,传播到青年人当中,并将它变为中国的现实。


此时的鲁迅,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争论,多报以冷眼旁观的态度。“胡适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美国的民主社会,他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让中国朝那个方向走。但鲁迅心目中却并没有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式存在,他对任何完美社会的宣传都是存疑的。”孙郁说。


“三·一八”惨案发生前,卫队和示威学生对峙


不同的选择


 北京的局势一日紧似一日,学生风潮此起彼伏,“三·一八”惨案之后,鲁迅南下远走厦门,不久,转至广州,最终定居上海,开始了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。在那里,他的杂文创作达到了高潮。也正是这些杂文,让后世的人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斗士,一个引导社会舆论的文学旗手。


人文学者谢泳则不同意这种长期以来对鲁迅的认识。“严格说,鲁迅对中国左翼思想是有影响的,但作为一般的社会影响,在知识界,他没法和胡适相比。”谢泳说。那时候,鲁迅是寄寓在上海租界当中的自由职业者,而胡适则是频频出入学界、政界的大学校长。


相比于鲁迅与权势的互不相容,胡适的所作所为则要入世得多。从提出“好人政府”,到主张“宪政国家”,无论是对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,胡适似乎都没有放弃过改造的努力,尽管在现实当中,胡适的种种努力被左翼人士认为是与虎谋皮,甚至是在为虎作伥。


1929年,胡适在《新月》杂志发表《人权与约法》、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》。1932年又创办《独立评论》。胡适在这些杂志中大声呼吁保障人权,言论自由,并主张宪政民主,反对一党独裁。


回头看来,胡适有些文章对国民党的批判,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鲁迅。针对国民党不循法制,任意压制人权,胡适写道,“无论什么人,只须贴上‘反动文人’‘土豪劣绅’‘共党嫌疑’等等招牌,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……无论什么书报,只须贴上‘反动刊物’的字样,都在禁止之列,都不算分割自由了。”


“胡适和鲁迅都是对当时的体制不满的知识分子,但两人所走的路径不一样,鲁迅带有左翼倾向,并带有乌托邦色彩。而胡适遵循的是自由主义,比较重视经验和事情的操作性。但两人却有共同的底线,那就是要求社会更公平,更有正义。”谢泳评论说。


左联五烈士


谁人能知身后事


1931年,柔石、胡也频等五位“左联”成员被捕杀,两年后,鲁迅写下了众所周知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。越来越压抑的现实,以及众多朋友的鲜血,也让鲁迅彻底走入与官方相对抗的途径。他成为“左联”的“盟主”,冀希望于“无产阶级文学”。


但没有多久,鲁迅就发现,在“左联”,自己的作用被过分放大。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让鲁迅用真名骂蒋介石。鲁迅拒绝了,“文章很容易写……但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。”


另外一些左联实际负责人的作风,也引发了他的深深的不满。而那些所谓的“革命文学青年”所暴露出的当权之后就专横的行迹更令他警觉,“倘有同一营垒中人,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,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,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。”鲁迅说。


到了后来,鲁迅几乎与“左联”完全决裂。这个与当政者决裂,最后又与盟友决裂的人,始终还是对任何权力拥有者都抱有警惕之心,他似乎又一次陷入1917年那个夏天之前的孤独当中。


担任驻美大使时的胡适


毕竟是书生


“九·一八事变”之后,国势日渐颓废。为了吸引知识分子为国效力,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。一大批中国社会最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加入其中,胡适也不例外。在大敌当前之际,胡适终于选择了从议政转换到参政。1938年,胡适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。此后,胡适在美奔波数年,游说于美国各个机构,动员美国支持中国抗日。1942年,胡适卸任,留美直至抗战胜利。


战后,胡适出任北大校长,摆脱政坛约束的胡适再一次老调重谈。1947年,胡适在《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》中提到,“我深信这几百年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,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,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。民主政治的意义,千言万语,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。”但此时国共两党激战正酣,谁又会再去理会胡适之言呢。胡适的心愿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,只是他至死在此方面一无所成。


研究了多年的鲁迅,孙郁更愿意将鲁迅和胡适相提并论,在他看来,“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,鲁迅则是非常态的。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,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。


一个病态的民族,胡适的自由之梦,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音更具有广泛性。我以为要梳理中国‘被现代化’历程中最富魅力的因子,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。或许,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,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。”孙郁说